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世界里，对于金钱的谈论似乎是一个禁区。当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和变法主持者登上历史舞台时，他展现的却是一副与众不同的面貌。王安石对物质之重视、对金钱之执着超乎常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变法的核心正是“理财之道”。这也成为他赢得年轻皇帝信任的关键所在。
当聚焦于理财问题的纷争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辩论尤为引人关注。熙宁元年，河北遭遇大灾，宰相曾公亮提出取消对大臣的郊祀赏赐，这一提议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司马光持赞同态度。他认为国库空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上下都应节俭度日。而王安石则持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虽然国库空虚，但若因此就斤斤计较，无异于舍本逐末。在王安石的观念里，“理财”并非仅仅关于节约开支的问题。在他看来，国家财政不足是因为缺乏优秀的理财人才。而司马光则认为，“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手段，使百姓困顿不堪，沦为寇盗。对此观点，王安石反驳道，真正的理财之道在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换言之，即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前提下确保国家财政的充裕。司马光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天地间的财富是有限的，要么在民间要么在官府之间流转而已。他提醒王安石不要过于理想化“生财之道”。然而王安石的观念是开放和进步的。他主张借助全社会的力量来创造财富、管理财富并满足社会的需求。他的理念与当今的经济理论不谋而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生财之道”更多地只是王安石的美好愿景而已。他的变法实践在开辟新的财富来源方面遇到了重重困难最终仍然难以避免从民间搜刮的现实情况。
